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生产率。

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而造成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体现了我们党保持经济稳中求进的坚定信心和应对当前复杂形势的战略定力。

我国在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时，必须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核心，而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要回归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否则整个经济体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战略定力，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应对当前复杂形势的根本。其中，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部门，也是核心部分，发挥着基础性、主导性和引领性作用。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根基，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

要加大对世界科技前沿、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强新技术产品的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竞争环境，建立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现代化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集大成的过程，是一个完整多层的体系，包括思想现代化（即思想市场的形成）、技术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等。

进而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的深刻变革的历史发展进程。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2007年）。历史又过去了15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又有了一些发展。笔者给现代化下的定义是：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

对欠发达国家来说，所谓现代化就是在国际现代国际体系影响下，欠发达国家利用后发优势，采取适合自己发展的高效率途径，迅速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加速社会发展和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过程。15年时间又提升了近20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虽然还有一段距离，但高歌猛进时代正接近结束。从时间跨度分析，至少还需要百年时间。现代化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思想现代化是其灵魂，管理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是其双轮和两翼，而政治、经济和生态现代化则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现代化进程反反复复，曲曲折折，中国离现代化进程的完全实现还有较为漫长的距离。

现代化有怎样的标准呢？笔者在此书列出以下十条： 一、人口城镇化进程结束 二、非农化过程结束 三、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 四、生活质量大幅提升 五、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体制，包括司法公正和成熟的政党政治 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宪政法律体系 七、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舆论监督体制 八、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九、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十、建立较为完善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体系 中国现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起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洋务运动直到清王朝垮台，辛亥革命直至新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至文革结束，1978年直至今天。例如，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自1978年以来，从17.9%到2007年44.9%，29年时间，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了27个百分点，而2007年到2021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经提升64.72%。2007年1月，笔者专著《中国离现代化有多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宣言》一书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一历史过程是以科学与技术革命作为推动力，在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同时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也都先后报道了此书出版，对此书出版给予了较高评价。对比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一国城市化进程结束，大体是在80%左右。

进入 陈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化 。此书上出版后，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积极评价。

由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由于不同内容的集成有高低之分，从而使现代化具有多种层次。但现代化远不能等同于经济现代化。但对比现代化十条标准，虽然在一些方面，中国接近实现了现代化见保罗·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原文载美国《外交》（1994年11/12月），中文见《流行的国际主义》，中信出版社，2010年。[8]参见黄益平、邓峰、沈艳、汪浩：超越‘强监管——对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反思，《文化纵横》，2022年4月刊（第2期）。通过二选一等极具攻击性的竞争策略打压竞争对手，则明显地违背了竞争法规，而利用平台在技术、成本方面的优势以及不对称的监管的优势，导致大量线下实体店铺陷入经营困难或倒闭境地，也有违关于公平竞争的规范与伦理。

这一合作模式如此成功，以至于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持续了两年的轰轰烈烈的整治行动看来是告一段落了，或者说平台监管正在回归平和稳健的常态化模式。

随着平台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张，监管者也迅速地提升其对平台的理解能力、掌控能力，从而打造出一个越来越缜密的规则体系和不断扩张的监管机构和技术官僚队伍。事实上，当今许多对市场和商人的批评，与古代对商人的批评往往有这明显的传承关系。

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三）：从反垄断政治学的角读看， 學人Scholar，2021年9月30日。理想状态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监管，与以创新和竞争为导向的平台的结合，也就是保留任性权力和贪婪资本各自正面的一面，同时去掉二者各自负面的一面。

但是，不论是来自内在还是外在的对贪婪的压制，都只是暂时将贪婪由意识层面放逐到潜意识层面，从而潜伏着理性的意识与非理性的潜意识随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陷入一种困境中。当然，国内日益增长的对市场和资本的批判或敌对情绪与民粹主义无关，因为中国既没有民粹主义的历史，在当下也没有民粹主义可以产生的土壤。02政企关系分析的一个简要框架 政企关系有着多重的观察维度，其中一个深层的、宏观性的，也是对政企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维度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决定了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边界和各自扮演的角色。宏观经济和互联网平台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性，可能是整治行动告一段落的深层原因。

比如，通过逐步弱化以至放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或者代之以包括就业、生态、社会稳定、公众满意度等的多元考核机制，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政企合谋的动机。这一交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社会对市场和资本的敌对，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以及相当规模的公众支持为基础的。

事实上，不论是中国，还是东亚的韩国，或者世界的其它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上述的政企合谋模式。再比如，用减税、研发费用的税收抵扣、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普惠性政策，替代传统的以选择赢家为主的产业技术政策，同样也弱化了监管者与企业合谋的动机。

不论是功成身退，还是自我放逐抑或其他原因，这对阿里巴巴的无形资产或软实力而言，也无疑是一大重创。[2] 2020年全国办结垄断案件109件，罚没金额4.5亿元。

在金融领域，马云和阿里巴巴成为以互联网金融为核心的金融科技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不仅颠覆了传统银行业的垄断格局，也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平台的早期阶段，监管者之所以更趋向自由放任和平台的自我治理，不仅源于平台的影响力很小，使得监管者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传统经济活动，而且也源于监管者无法理解、更无法掌控和应对平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快速变化。政府经常通过产业技术政策选择赢家，以达到特定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目标，进而服务于更快的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等更宏观的目标。因此，政企合谋模式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多重均衡，既可能更好地促进增长和公共利益，也可能会严重地损害增长和公共利益。

此外，还有一个有力的批判是从上层建筑出发，认为资本寡头不仅控制经济和市场活动，而且为了自身利益企图控制政府并将其作为自身利益的代理人，这在政治上不可接受。财新网，https：//china.caixin.com/2022-03-14/101855329.html。

一旦整治行动可能对互联网创新和扩张过程产生过度的负面反应，那么宏观经济增长和就业在状况将更加雪上加霜。本篇将作为系列评论的终章，旨在指出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困境并不会随着平台整治行动告一段落而结束，而是可能面对另一种更长期的困境。

事实上，在各种媒体中都可以看到对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的批判。如果从上述事实出发思考政企关系，那么就会发现政府和企业以及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就可能经常地呈现出如下的互动模式：政企合谋模式。